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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赢秦人生活方式的探索

2015-10-02 11:25:33   点击数:   发布者:admin

      【摘    要】早期赢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课题,应当在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上,人们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早期赢秦人的经济形态是农牧兼营。考之古籍文献,可知赢秦人在立国之前实际上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他们专以商贸为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祖先伯益。明乎此,或许有助于对史学意义和考古学的秦文化多样性、开放性和功利性等鲜明的特质的理解与解释。           

      【关键词】赢秦;早期秦史;古代商业;伯益;中潏【作者简介】陈更宇,清华大学西北小区l 6-533(北京l00084)。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09.5.80~早期赢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课题,应当在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秦文化形成的渊源,并且也对如何理解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诸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传统上,人们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①。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早期赢秦人的经济形态是农牧兼营②。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略有思考,藉此谈一点浅见,并以本文诚心向各界贤达求教。           

      一、由猜想提出的假设最近二十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地揭露出许多新的发现,人们对早期秦史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从而将相关研究逐渐引向深入。不论是考古学抑或史学意义上的秦文化的面貌,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根据学者们对秦文化特质的分析、总结,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和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分别是其最显要的特征之一。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最初的思考也是从传统的观点出发,以为早期赢秦人因游牧或狩猎而不停地游移迁徙,广泛接触不同的人群、吸纳各种文化因素最终集聚起自身的文化特质。这样的理解和解释看上去相当合理,一度使笔者放弃继续思考。可是,当笔者面临另一个问题时却发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是根本行不通的。           

史籍所刊,赢秦的始祖伯益生活在尧、舜、禹时代。那么,自五帝末期至中涌定居西垂的一千多年里,赢秦人的历史及文化活动表现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他们起源极早,而特定的文化却形成甚晚。以致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观察间竟有长达千年以上的空白。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少学者在解释这个现象时主张,赢秦人在商时使用商文化,在西周时使用西周文化③。学者们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古籍文献表明,早期赢秦人一方面经常处于流动无定的徙居之中,另一方面则又始终与夏、商、周王室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似乎总是以王室所在作为中心。此种情况,与典型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大相异趣,疑惑颇多。这是为什么?显然,用游牧的视野考察无法圆满地解释。如果从相对稳定的畜牧、狩猎角度去看,他们的活动范围又显得过于宽广。在千余年漫长岁月里,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经济生活?又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族群的消亡?该如何去理解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笔者对早期赢秦人生活方式的再度审视和重新思考,并感到赢秦人西迁定居西垂的原因或许就是探索这个问题的一条途径。           

在学者们讨论赢秦族源东夷说的相关论述中,赢秦西迁的时间和动因非常关键,直接关乎立论根本。学者作出的解答很多,有太王翦商、先周文化扩张、商末归周、周公东征、为周保西垂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原因分批迁徙汇合等等。比较多数的意见是为殷、周两代戍守边疆的缘故——因为殷人的西部边疆在关中西部,所以他们就在关中西部;因为周人的西部边疆拓展到甘肃东部,所以他们就迁往天水、陇南地区④。这种意见明显地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量。虽有道理,却有失粗疏。           

从世界人类历史的范畴观察,一个民族或种族的迁徙,一方面受到生态、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的生存状况、谋生方式等内在甲素密切相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因素固然重要,可究其根本俱为人类经济目的的延伸。笔者认为,赢秦人西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经济生活的必需。由此,笔者萌生了这样一种猜测:在殷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里,赢秦人极有可能扮演着商人的角色。更准确一点说,那时的他们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原诸族与西方诸族间贸易活动的部族。针对这个猜想能否成为一个学术立论,笔者于是尝试在古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当代学者已经发表的众多考古学成果进行了探索。依据所学心得,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假设:赢秦人在立国之前实际上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他们专以商贸为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祖先伯益的祖辈。为论证说明这个假设的合理性,笔者将从以下若干方面展开讨论。           

二、西周以前历史时期内是否存在专门的商贸部族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的春秋时代开始,中国古代商业的飞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无必要再去讨论。由此上溯,中国古代商业形态的起点究竟从哪里算起,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人类经济史上,商业最初的根源起于人们物品交换行为,随社会分工的逐渐发展而日趋独立出来。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指出,互相交换是人类天生的特性,是社会分工的诱因,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规模的限制⑤。斯密这里所谓市场的含义是指人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对某种物品的需求越多,就越会促进该种物品的生产,并使生产分工更加细化。因为分工的细化,产生了各种专门的行业。又由于专门行业的不断增加,人们的交换行为也愈发频密。一些专门充当交换中介角色的人群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最早的职业商人。           

英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Amold Toynbee)认为,完全以交换为生的商业民族出现于人类掌握冶金技术之后。其言曰: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⑥具体到中国古代商业的起源,中国大陆学者最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综合业已取得的成果,能够肯定商业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在殷商时期即已形成。其最初的阶段至迟在五帝末期或夏代初期⑦。其间是否有专门的商贸之族存在,张光直先生曾说:           

关于谁从事运输货物这一职业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因为有些族是专职的商人(profes— sional traders),贝壳作为交换的货币参与流通,因此,商人在商代社会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商王国的臣民都精于商品贸易,他们的后人大多以商品贸易为职业,时至今日字仍有商人merchant)之意,和当时所指的商人(Shang people)为同一个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商代贸易和商代商人的可靠资料。⑧笔者读过数十篇相关论文,发现相当多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并且大部分都相信,殷人先王之一的王亥就是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代表人物。譬如何崝先生在《论商代贸易问题》一文中提出:考古资料显示,无论是先商文化和商代的早、中、晚期商文化,农业都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商文化的所有居民都在进行贸易,进行贸易的可能主要是直属商先公先王的部族,这个部族有相土、冥、王亥、王恒、成汤等先公先王,我们已确知他们能畜养牛羊,长于贸易。这个部族多次迁徙,说明这个部族与商文化的其他主要从事农业的部族有所不同,这个部族主要从事贸易,农业是他们较次要的产业。由于这个部族靠贸易积累了财富,故成为商民族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商先公先王就是这个部族的首领。⑨杨升南先生曾出版专著《商代经济史》一书,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详尽阐述了商代经济的发展程度,梳理了那时社会产业分工的状况,其中也论及商业作为独立行业的存在⑩。在一篇研究商代水上交通工具的论文中,杨升南先生通过分析商代青铜器提出,《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收录编号分别为14591838的两鼎的徽识,即是一支部族的族徽,表示此族人是经商为业或其首领是主管经商的国家官吏而以此为官族’”⑾。笔者查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该书将此两徽识释作字⑿。与之相关的殷周青铜器还有很多,释文大多和商贸活动有关。如西周时代的佣生簋铭文就记有王室承认的贸易行为⒀。2004年底,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村发现了规模宏大的西周佣国墓群,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此遗址证实了殷周时确曾有过一个佣国,而且一度拥有相当的繁荣⒁。通过考察更多最新的考古学材料,张、何、杨诸先生的论述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令人信服。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殷墟等多处殷商王都遗址都有规模较大的青铜铸造、制陶、玉石器制造、骨角牙器制造、蚌器制造、酿酒等作坊遗存。殷商时代社会经济持续的发达程度确实是不难想见的,完全能够印证类似《左传·定公四年》殷民以业分族的记载。细致的专业分化,是商业发生、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考古学自身的局限,现代人不可能充分观察到的古代人与物质遗存间的关系,故而难以见到(那时)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⒂。那么,根据所能够看到的物质情况,推测从殷商早期开始便有专门的商贸部族存在不能说是无妄之谈。同时,这些部族活动范围之广泛也是相当惊人的⒃。殷商时期既已如此,西周以后的情形自不待言。           

近代以降,很多学者都主张《尚书·禹贡》为战国时人所作,其中记载的五服制度不一定是真实的。最近这些年,学者们通过系统研究,已逐步认识到《禹贡》及其五服制度不是古人的无端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⒄。笔者认为,不但五服制度确曾存在过,《禹贡》所记以贡赋表达的九州各地物产情况也是较为真实的。其中载录的很多东西除可在《山海经》、《左传》等先秦古籍中得到印证外,考古学发掘出的绿松石、玉石、玉器石料、青铜矿石、龟甲、海贝等等实物,也可以透过来源的分析得到证明。因此,《禹贡》成书也许确实较晚,然而其所宗本必有深厚的事实积淀,能够折射出古代早期商贸活动的史实。           

假如同意汤因比的观点,按照人类冶金技术的发明划分界限,中国古代商贸部族的出现至迟应该在尧、舜、禹所属的五帝时代末期。事实上,中国早期古籍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更早。《周易》卦辞有很多内容与古人出行有关。钱穆先生曾经提到,八卦之兴,本在游牧之世⒅。笔者认为,《周易》很大程度也体现着远古人类的商贸活动,譬如途中的遭遇见闻和获利机会等。单纯用卜筮的眼光看,《周易》未尝不是古代商贸部族出行前进行占卜及事后验证的结果的总结记录。如《益》云,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又如《蹇》云,利西南,不利东北。《周易·系辞下》则明言了商业的起源,谓: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在中国古代史上代表着农业文明的兴起与昌明。无须冗言,农业经济的发达,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有力地推进了经济产业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迅速发展。因此古人所谓商业起于神农之世不无道理。如今发掘的史前遗址,距今大约5300—4800年的河南西山古城极有可能就是一处仰韶时代的贸易中心。据李鑫先生发表的论文,该处仅为6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里,却分布储藏窖穴多达2000座。考古调查发现,遗址现存东南部边缘的断崖上有比较密集的陶窑分布。李鑫先生经研究认为:以上这些聚落之间很可能不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经济上的互补和依赖关系。西山聚落作为其聚落群的经济交换中心,自然会成为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丰富的资源自然会吸引周围的聚落加入到这种经济交流的行列。而外围面积超过l0万平方米的陈庄和大河村聚落与西山聚落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紧密的经济交往关系。⒆商业活动必然会通过追求效率而谋取利益,因此装载、运输设备是实现这种追求的有效工具。《周易·系辞下》曾记载了舟、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和使用: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另有一些古籍记载,舟车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是在大禹治水时代。如汉初陆贾《新语·道基第一》云: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           

今天考古出土所见最早独木舟在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大约7000余年前。车的实物出现较晚,完整形态见于河南安阳殷墟。但郑州商城遗址有青铜车軎的陶范出土,所以古代车的使用不会晚于夏末殷初。林梅村先生以空首斧等主要造车工具为线索,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新疆、湖北和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指出早在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左右,造车工具的完整组合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随后很快便传人夏代的中心地区。他还考证了《世本》等先秦文献所言中国古代车的发明者——夏车正奚仲——非出身中原民族,乃是部落在今宁夏泾源鸡山的奚族⒇。如果此论正确,那么中国古人有关舟、车出现和广泛使用的文献记载大体无误。熟练驾御舟、车乃是人们远行必备的基本技能。舟、车的出现必然大大提升了人类行动的空间和效率,成为商贸活动快速发展的根本性物质基础。           

当然,远在3000年以前的社会经济体系不可与现代社会同日而语,不能用现代的认识或标准去衡量。那个年代商人的含义,与后来形成的概念大不相同。吕思勉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的论述,颇为精辟: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           

综而言之,中国古代洎五帝晚期至西周末年,其间虽有夏启伐有扈、殷代夏、周灭殷等重大变故,但总体上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迅速发展。该历史时期内,完全以交换为生的专门的商贸部族很可能在初期产生,到殷末周初趋于繁盛,西周晚期开始解体,向独立的商人阶层转变。           

三、伯益是否出身远古游牧民族本文开始说过,人们的传统观点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主要依据便是古籍文献中秦人祖先的业绩乃至他们的名字,大都与牧畜、狩猎有关[22]。譬如《史记·秦本纪》始谓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后又记周孝王言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还有关于伯益后人费昌、造父的善御,非子擅长养马以及伯乐、九方皋等秦地相马专家的诸多记载,确实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所以,有些学者虽然不赞同早期赢秦人是游牧民族的观点,却主张他们的经济生活为农业与畜牧业的混合类型[23]。这些观点均有合理的一面,但仍然值得商榷。           

据史料,大禹治水以后,舜以伯益为虞。裴驷《史记集解》引马融曰:虞,掌山泽之官名。《尔雅·释言》:虞,度也。邢呙疏:茹、虞,度也……皆谓测度也。《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曰: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考《周礼·地官司徒》,虞又有山虞、泽虞之分,各掌山林、湖泽事。由此可知,虞之为官乃古人为管理山川湖泊所出自然资源而设。《左传·襄公四年》记魏绛谏晋侯伐戎狄时尝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虞人之箴》是春秋时代尚存的一部古书,虽早已亡佚,但从此段文字可以知晓,中国古人极早便明白人类对山林湖泽的开发应当适度的道理。《逸周书·大聚解》不失为另一佐证,言曰: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咸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           

作为一个官职,虞,必定负有协调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之责任。同时,从司马迁的讲述判断,虞还可能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史记·货殖列传》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农、虞、工、商并列,自是虞非官职而为职业之一。考其起源应与狩猎有关。《说文》云: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可见虞之本义或为兽类,引申为掌山泽之官名,其部族很可能即猎人。《左传·昭公二十年》有言: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又《哀公十四年》云: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古代猎人进入山林沼泽,多披服兽皮、羽衣,既可以抵御深山荒水问的阴寒,又可以掩饰身体,尽量接近猎物,提高捕猎效率。虞人之得名,或许与此有关。累年的山林生涯,必会积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辨别方向,以不致迷途;识知草木种类功效,或解饥饿,或以疗伤;熟悉鸟兽习性,一则有效捕杀,一则不为其所伤。凡此种种,实为猎人之专业本领。    伯益熟识草木鸟兽之性,古籍刊载向无疑义,是以可知他极可能是一位出色的猎手。这项专业本领在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尚书·益稷》载其事言: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义。”           

此段文中,伯益与后稷的贡献都是解决了人们的食物问题。伯益事在治水过程中,后稷事在治水成功之后。《史记·夏本纪》与此略有不同,谓大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历代注家、学者对这些区别有不同的理解。笔者以为《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比较符合实际。其注伯益所进鲜食曰:鸟兽新杀曰鲜。与益槎木,获鸟兽,民以进食。今人周秉钧先生注《尚书》从此说[24]。那么,伯益既为舜之虞,其出于狩猎之族或许能够肯定,而言其为游牧民族却似无据。           

大禹治水实为一项无比庞大的公共事业,所涉必众。民以鸟兽为食,非大规模捕猎不可。《孟子·滕文公上》言: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倡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从实际情况推想,伯益火焚驱禽兽而后捕杀之,的确是效率最高的捕猎方式。但可能仅为权宜之策而已。故平水土以后便有后稷教民播种。《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注后稷时谓:艰,难也。众难得食处,则与稷教民播种之,决川有鱼鳖,使民鲜食之。懋迁有无化居云:化,易也。居谓所宜居积者。勉劝天下,徙有之无,鱼盐徙山,林木徙川泽,交易其所居积。司马迁于《史记·夏本纪》言: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可以推定,古人通过治水相互间联系愈加紧密,其间食物短缺的状况大大促进了商贸活动的发展和繁荣。此种情况,当今也有学者注意并发表了专文阐述[25]。进而论之,狩猎和游牧生活一样,人们自身劳动所得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必需,还要依靠同他人交换获取更多物资。伯益的祖先也许就是以狩猎为主的部族,但总免不了经常地用多余的猎物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所以,伯益很可能在大禹治水时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之一。           

大禹治水除使人们得以避免水害之外,首要好处即是交通有了极大便利。太史公言此甚明。古书《虞人之箴》所谓经启九道诚不为虚言。参酌《禹贡》,九州各地相连水路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至。从舟、车出现的顺序来看,中国古人最早首先利用的是水道交通。根据有关学者们的研究,中国自远古时代地面水系极其发达。有学者统计,甲骨文可识别中原腹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名河流150条,湖泊13[26]。由此看来,不独《禹贡》,另一部涉及地理古代典籍《山海经》最初雏形形成的年代极可能很早。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日: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山海经》是否确为伯益所著,无可考证。当今学者一致认为该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不过,刘歆非妄语之人,如此言之凿凿,也应有其所本,或许汉时多存此种传说。东汉王充《论衡》记此事和刘歆完全相同,如出一辙。推测刘向所本书籍到王充时尚存于世。将此书与伯益牵上关系定有缘故。是以该书作者是否为伯益可不必理会,而这个提法的原因却值得重视。           

作为《山海经》的主要部分,《五藏山经》明显有别于其他诸篇的在于,其重点是记录各地物产资源,计有铜、铁、金等金属矿;白垩、赭石、丹雘等非金属矿以及玉石石料、禽兽、特殊木材、药用植物等等。并且,在描述各个经次山系方位时,均有距离数据,以十里为精度单位。在每一山系最后还记录了该地的神祗与祭祀方法。在今日世界,这类书籍不啻就是一部甚为实用的商业指南。就人类历史而言,绝大多数早期地理著作都与商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山海经》的原始形态非常有可能便源自那些四处远行的古老的商贸部族。           

上面说过,《史记·夏本纪》与《尚书》略有牴牾。有人认为伯益既然予众庶稻,所以必然是农业之族。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司马迁的原意很明白。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意思乃伯益传播了稻种是实,却不一定必为农业之族。伯益、后稷同佐大禹,关系必十分密切。《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鲁,闻《秦》歌后日: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秦、周素有旧交,春秋时人共知。如此,伯益所传稻种来自后稷之族亦未可知。类似的情况还有皋陶例证可参。《世本·作篇》云:咎繇作耒耜。有人据此证明皋陶族是以农业为生。辛怡华先生曾发表专文论述金属布币的起源,认为最早的金属布币源于农具斧斤,可能至迟在昭王时期就已出现”[27]。此虽推论,却十分合理。考古发现证明,古人确实很早就开始了生产工具的专业化制造。如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支脉大崮堆山南坡有一处史前遗存,该处避风向阳,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量残存石制品。研究者认为是史前大型的石器制造场[28]。又如河南登封县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内的石器制作场所,出土了铲(耜)、锛、斧、镰、刀、锥、凿、矛、镞、研磨器、装饰品和砺石等各类石器,既有成品,也有半成品和废品[29]。规模庞大的专业化生产,肯定会招致许许多多的人们往四处传播产品。其中包含专门或半专门的商贸之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故此,所谓皋陶作耒耜的传说,或许就是说皋陶曾经作为这样的部族出现在各地。           

说到皋陶,历代大部分学者都相信就是伯益之父大业。然而,从传世文献的诸多记载里面,几乎看不到他曾经是个猎人的迹象。自古以来,皋陶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位公正无私的审判者,被传称为中国古代法律的鼻祖。除上文引陆贾《新语》,《尚书·舜典》云: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皋陶为何会有这样的形象?又为何被舜任命为主持司法的士?难道这些与皋陶的出身无关吗?当代人无论种族国家都知道,平等、自愿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根本准则,也是人类法律体系不可动摇的基石。法律的诞生与财产私有制度和物品交易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前引《周易·系辞下》谓古人交易之事取象《噬嗑》。《周易-噬嗑》云:噬嗑,亨。利用狱。《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从《尚书·皋陶谟》可以知晓,中国古人为皋陶赋予了法律精神的几乎全部精髓。这是偶然的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史记·殷本纪》所记《汤诰》与今见《尚书》晋人伪作《汤诰》不同,被认为是最早的可信文本。其中说佐大禹治水的是皋陶而非伯益,言日: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孟子·万章上》可资参较: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史云尧帝时代中国有万邦。治水是繁浩宏大的公共事业,必有众多部族参与,各种纠纷乃至剧烈冲突不可避免。《山海经·海外北经》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           

因此,牵涉极广的公共事业,必然依靠公正无私、坚强有力并广为各族人们接受的最高审判者、裁决者协调各种关系。传说中的皋陶无疑承担了这个工作。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蕴积,皋陶又怎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所以,综合上面的分析,笔者推测,皋陶的生活和商贸活动大有关系。倘若说他就是伯益之父,那么即便他们父子在尧舜时代还过着狩猎生涯,其中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从事商贸活动。

(责任编辑: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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